万隆精神的时代回响（三）：“没有战争就无法进行贸易”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进入专题： 人民币 汇率 。

从风险管理角度看，双层管理结构在第一个层面上可以化解经济周期、受益人生命周期等系统性风险，在第二个层面上可以化解与投资标的相关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非系统性的具体风险，二者构成了一个各擅所长、互为依托有机管理体系。在此，我想提出一个养老金投资管理制度的技术性框架，供大家参考。

自基金成立日至2016年2月19日，偏股型基金年化收益率17.57%，超出同期上证综指9.98个百分点。最后，我想呼吁养老金制度设计者、执行者以及为养老金服务的各类机构，要坚持专业化原则，发挥各类金融产品的核心优势，共同参与到养老金制度设计和养老产品的供给中去。资本市场没有常胜将军，只有坚持科学的风险管理，和与实体经济共同繁荣的长期投资理念，才能战胜波动，战胜时间。换言之，养老金在经过大类资产组合管理后，不直接投资于股票、债券等最终标的，而是依据事先确定的筛选原则，将大类资产分散投资于全市场中符合条件的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或其他专业性投资工具。风险分散既包括风险概率和精算意义上的空间分散，也包括生命周期意义上养老负担的跨期平滑。

企业年金20家投资管理人中，基金公司11家，2012至2014年期间，基金投管人年化平均投资收益率在各类投管人中最高。长期经验表明，在第一种模式下，基本养老金很难对抗通货膨胀风险，加剧了未来老龄化更高时期养老支付压力，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进入专题： 国际金融危机 。

本文代表个人观察，和所在单位和担任职务没有任何关系。互联网、电视、广播和报纸以同步速度快速传播美国金融危机的最新情况，一条一条令人震惊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本文节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背景报告。当时的统计数据不足以说明这种迹象是否是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变化的同步现象，但今天可以明确地说，国际金融危机是通过股市的本能、中国经济敏感部位的收缩传导到整体经济的。

与此同时，认为短期乱局中的长期判断十分重要。2008年开始，从虽然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抑制通货膨胀，但沿海经济已经出现增长减速迹象。

也要看到，世界经济萧条之后也存在突然出现全球通胀的风险。尽管如此，中国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已经初步显现出积极效果。在全球网络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时代，从初级产品通缩到价格飞涨可能仅在瞬间，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的现象，而是极有可能的场景。目前的情况与上次经济危机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网络化的交易环境和资本的巨大损失正在诱发新的投机。

在汽车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强烈要求，对这些财税部门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二）就业和农民工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最大的冲击是就业，特别是沿海劳动密集产业中的农民工就业。除了扩张性经济政策的作用之外，领导人出访的表现受到市场认可，文艺界给大众带来的笑声使人忘忧，虽然国际经济走势存在不确定性，但国内市场信心正在明显复苏。当然，世界不可能接受30年代美国斯姆特—霍雷法案提高20%关税的做法，但提高关税、购买当地产品和加大出口补贴的做法正在实行。

虽然全球供应链条已经跨越国界，紧密和复杂的网络坚不可摧，但保护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对自由贸易持否定态度，主要国家都追求本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甚至顺差，这将导致生产要素配置的全球错位，加大成本扭曲，对本国乃至世界都会产生负面效果，中国无疑也会受到很大损失。

早期的次贷危机是2006年10月开始呈现迹象的，随着美联储利率政策转向，次贷受信者违约率开始上升，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出现丝缕阴影，但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是大量投机行为造成的初级产品价格狂涨，对利率政策变化可能对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造成的影响并无准备，中国经济似乎处于隔岸观火的自在状态。中国政府能够作出这样的快速反应，主要原因在于很早就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重要的判断在几年之前实际已经完成。

而造成冲击的原因，除了国际上发达国家虚拟经济泡沫破裂引起的共振之外，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结构存在的储蓄与消费失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股市和楼市大幅下滑，汽车销售量全面下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仍处于不太清醒并不断受到新一轮震动的困迷之中。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一是银行从惜贷到超量放贷现象，金融监管体系对扩大内需开始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要求在呆坏账容忍度和实现社会目标之间保持平衡，随后出现了信贷扩张，扩张的信贷注入大企业和政府性大项目，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尚未缓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

随着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下跌，沿海港口货物出现大量积压，航运吨位却大幅减少，沿海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出口下滑。国际市场会相对收缩，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调整也需要相当时间。

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出台了促进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减缓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这些判断是在2008年的经济工作会上作出的，这是理解中国应对危机态度和政策的重要线索。

由于税收急剧减少，支出的压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规模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高。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金融机构购买的有毒金融产品数量有限，虚拟经济没有受到过多传染。

在出现这三种行为的同时，社会各界特别是投资界还出现了持币待政现象。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受金融危机带来的信用危机的影响，微观主体特别是金融机构之间失去相互信任，为了稳定机构和市场，国家信用和担保被用到了极致，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经典信条和行动规则，大国货币当局对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在货币政策几乎陷入流动性陷阱时，各国依赖举债支撑的财政扩张政策也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负债水平成倍于国内生产总值，这些都是不得已的行为，2009年世界经济大幅下滑已成定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开始趋暖，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一度出现上升，重金属材料的价格出现止跌波动。

特别是加快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比较好地解决农民工社保关系的省际转续，为未来社会稳定奠定基础。相当数量的农民工是独生子女，没有种地的经验。

中国经济两个基本循环圈受阻的情况表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本质上是对中国过度外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面冲击，最严重的问题是失业，特别是近2000万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就业的农民工的失业。二是有序引导城市化进程，承认农民工在城市的地位，解决户口问题和社保问题，使他们成为退离土地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总的来说，出口和资讯两个渠道扩散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使经济长期赖以增长的两个循环都受到很大阻尼。第一个循环是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顺差到收益分配和国内就业及消费之间形成的循环，另一个循环是住房需求拉动的房地产开发产业链条和以地租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环。

农民工返乡后出现的主要倾向是不习惯种地，把务农作为缓解冲击的想法似乎不太现实，因为他们逐步适应了沿海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主要国家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对中国和世界的增长都是福音。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力争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预计三年内各级政府将为此投入8500亿元。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在房地产界，普遍的呼吁是售房抵扣个人所得税将有可能挽救房地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工的就业困难将是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各国忙于危机应对，没有时间对危机的原因作出分析，国际社会甚至出现对危机成因进行争论，大胆的冒险行为和道德风险几乎没有受到足以使当事人痛改前非的处责，这使得投机的动机强烈。滞的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点和实际需求不足，胀的原因在于流动性相对于实体经济需求而言大量潜在过剩。

与此同时，央行统计的国内贷款大幅上升，2009年1月放贷1.62万亿元，约占全年贷款总规模目标的1/3。中国政府意识到，这场金融危机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很大，其发展态势仍未见底，因此要做好最坏和延续时间较长的思想准备，力争最好的结果。